公司新闻

一个国家经历艰难跋涉，终于拥有更坚实的物质基础、更完整的发展能力和更从容的国际姿态，当然值得自豪。亿万人民付出的汗水，几代人承受的艰辛，终于在现实生活中结出果实，谁都应当珍惜。但是，历史把一个更深的问题留在了成就之后：强起来以后，怎样继续向前？为什么一些曾经富庶、强大、富有创造力的国家，会在看似安稳的时候逐渐失去进步的动力？为什么危机到来时，它们并不缺少财富、人才和过往经验，却缺少及时认识变化、调整自身的能力？读懂这个问题，需要把目光从最终的衰落，移向衰落之前那些依然耀眼的岁月。许多决定未来的变化，并不是在败局已经显现时才发生。它们早已进入日常治理，进入资源分配，进入人们判断是非和选择道路的习惯，只是被繁荣遮住了。对这些变化保持敏感，是对奋斗成果的珍惜，也是对普通人生活的负责。

我们写下这些思考，是想以一家企业应有的谦逊，学习国家发展所包含的深厚智慧。企业不能把自身的经营得失，与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简单等同，更不能以有限的见识替代对复杂世界的研究。但是，身处中国发展的进程，我们需要懂得，今天的市场、机会、秩序和生活，并非凭空而来。国家走到今天，靠的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持续奋斗，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人面对现实、克服困难、创造新条件。把过去的成就理解为今后无需努力的保证，就会辜负这些付出。把国家的进步变成企业自我夸耀的背景，也会失去学习的诚意。我们更愿意问自己：当环境已经改善，当一些工作取得进展，我们是否还愿意走近实际，是否还能够听见不顺耳却有根据的意见，是否仍把人的生活与长远的发展放在眼前成绩之前？这样的自问，才是阅读历史应当带来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民族复兴放在历史长河与世界大势中谋划，也始终提醒全党，在成就面前保持清醒。总书记关于忧患意识、底线思维、改革开放、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为我们理解“强盛以后怎么办”提供了根本指引。中国的发展越向前，所要处理的关系往往越复杂：已经形成的优势需要巩固，新的能力又必须培育；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新的期待也随之增长；国际影响不断扩大，承担的责任和面对的考验同样增加。能够正视这些变化，意味着把自信建立在对现实的准确把握之上。我们对党中央的绝对忠诚、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绝对忠诚，必须落实为坚定的政治方向、严肃的学习态度和负责任的行动；拥护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必须与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守护人民利益、做好本职工作贯通起来。历史学习的目的，也应当归于这里：更加理解党的领导何以重要，更加珍惜今天的道路，更加自觉地在新的征程上尽到自己的责任。

一、繁荣之中，为什么仍要追问未来

历史上的强盛，往往来自一套曾经有效的办法。生产方式能够提高效率，组织方式能够凝聚力量，交通网络能够扩大交换，治理秩序能够稳定社会，人才制度能够把人的能力引向公共事业。问题在于，这些办法发挥作用，都有具体条件。人口结构会变，技术会变，资源约束会变，国际联系会变，社会成员对于公正和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会变。过去的有效，不能直接证明现在的充分；现在的充分，也不能直接证明未来的适用。一个社会如果只记住“我们曾经怎样成功”，却不再研究“我们为什么在当时成功”，就容易把方法当成永恒，把条件当成常数，把环境给予的机会全部归结为自身的优越。随后，任何调整都可能被看作对过去的否定，任何新问题都可能被旧答案覆盖。成功由此不再是继续学习的基础，反而成了拒绝学习的理由。

这种变化未必从明显的傲慢开始。它有时起于很容易理解的心理：经过艰苦努力，人们希望享受成果；经历长期动荡，人们希望珍惜稳定；某种制度运行多年，人们希望避免轻率折腾。这些愿望本身都有正当性。真正的分界，在于珍惜是否转化为拒绝检验，稳定是否转化为排斥改进，经验是否转化为不容讨论的定论。尤其在长期顺利的时候，问题容易被解释成偶然，警告容易被解释成多虑，新的尝试容易被解释成不必要的成本。一个地方仍有收入增长，便可能忽略收入增长依靠什么；一项事业仍有声誉，便可能忽略声誉所依赖的质量是否下降；一种发展方式仍能维持规模，便可能忽略其消耗的资源和积累的风险。表面上的延续，与内在能力的延续，并不是同一件事。看清这个区别，才能在尚有余地的时候主动调整。

历史研究还应当避免另一种急切：把所有兴衰写成简单的道德故事。一个国家相对地位下降，可能与战争、财政、技术变迁、人口、生态、地理条件和国际竞争共同相关。它并不必然意味着文明消失，也不必然意味着人民生活在所有方面同时恶化。有些国家失去了曾经的世界中心地位，仍在科学、教育、艺术和公共生活中继续作出贡献；有些社会遭遇严重危机，也能够通过改革恢复活力。如果只用“骄傲导致灭亡”解释一切，我们得到的就不是历史的智慧，而是事后归纳的方便。更有价值的阅读，是分辨哪些变化可以预见，哪些能力没有及时更新，哪些利益阻碍了调整，哪些选择加重了外部冲击。这种阅读使忧患意识有了具体内容，也使开放学习有了明确对象。我们可以从不同国家的遭遇中学习，而不必把任何国家的命运当成今天中国必然重复的剧本。

从这个意义上说，忧患意识首先是一种认识能力。它要求我们在一片繁荣中，仍能区分实际能力与暂时结果，区分长久基础与偶然机会，区分健康的秩序与被压住的问题。它也需要一种价值上的自觉：越是拥有条件，越应当想到那些仍然承受困难的人。国家的成绩最终要进入人民生活，发展中的不足也往往首先由普通人承受。某个结构性问题在报表上只是一个变化，在家庭中可能就是就业的不确定、医疗的负担或对子女未来的担心。因此，防患于未然有很深的温度。认真检查一项已经运行良好的制度，持续维护一种已经取得成效的发展能力，是为了让稳定更可靠，让生活更有保障，让今天的幸福能够经得起明天的考验。清醒不是把未来想得灰暗，而是愿意为未来做足准备。

二、从中国历史中，看见成就之后的考验

秦的历史，给后人留下了强烈的震撼。统一六国、推行郡县、统一文字和度量衡，使一个更广阔的政治空间得以形成。我们不能忽略这些创造对于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也不能回避秦在统一之后很快崩解的事实。贾谊《过秦论》把目光放在取得天下与治理天下之间的变化上，提出“攻守之势异也”。这几个字最值得思考的地方，是它指出任务已经改变。战争时期用于集中力量、完成动员的办法，进入长期治理后，需要与休养生息、社会承受能力和稳定秩序重新协调。如果仍把整个社会当成不断执行紧急任务的工具，国家可以动员的资源越多，人的负担也可能越重。取得巨大成果，并不自动意味着已经具备与新阶段相适应的治理方式。成就使责任扩大，责任又要求能力更新，秦的教训在这个关节上尤其深刻。

我们读这段历史，不宜把它理解成“有作为就有风险”，更不宜因此否定建设和改革。任何国家都需要组织能力，需要推动公共事业，需要解决超出个人与地方能力的问题。历史真正提出的要求，是让目标与承受能力相协调，让集中力量与体恤人民相统一，让建设的成果能够成为社会继续发展的条件。一个制度如果只能完成突破，却不能把突破转化为可持续的生活秩序，就难以长久。人们需要道路、工程和安全，也需要能够耕作、生活、养育子女的时间与空间。国家能力的成熟，体现在这些要求能够被一并考虑。把人的日常生活放进宏大的历史叙事，才不会只看见城池与疆域，却看不见支撑城池与疆域的人。这样的历史眼光，与今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可以对照思考的地方，但两种时代的政治制度、社会基础和价值内涵，必须作出明确区分。

隋代的统一和制度建设，也显示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南北分裂结束，交通联系加强，大运河对后世的经济与社会联系产生了深远作用。然而，一项工程具有历史价值，并不意味着它在当时的实施方式和叠加负担都合理。大规模工程、频繁征发与对外战争共同作用，会改变百姓的承受状况，也会消耗国家的财政和社会信任。后人站在运河沿岸，容易看见千年之后仍有价值的成果；回到当时生活，才会看见这些成果如何取得、由谁付出代价、代价是否有节制。评价国家事业，需要同时保留这两种视角。一个国家拥有集中资源的能力之后，更应当珍惜这种能力，审慎使用这种能力。能够把事情做得很大，还需要能够判断何时做、怎样做、做到什么程度，以及怎样让建设服务于人的生活。这些问题不会因为国力增强而消失，反而会变得更加重要。

唐代的开元之治与随后发生的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中最容易被写成戏剧的一段。盛世、宫廷、边将、战争，构成鲜明的转折。但如果只用个人享乐解释整个转折，就会忽略军事组织、财政负担、边疆格局与中央地方关系的长期变化。唐的强盛与广阔的交通贸易联系、活跃的文化交流、有效的治理和持续的社会生产有关；它面对的风险，也进入这些具体关系之中。边疆防务需要有经验的军事力量，军事力量的配置又会形成权力结构；疆域和交往扩大带来机会，也增加协调成本；繁荣能够提供更多资源，资源如何使用却可能改变内部平衡。盛世没有使这些关系停止变化。一个国家在最辉煌的时候，依然需要研究力量如何分布、财政如何支撑、社会如何承受。成就越大，对整体情况的了解越不能停留在表面。

杜甫的诗让我们看见了史书之外的另一层真实。开元时期的丰足，与战乱中的流离，落在同一片土地、同一代人的命运之中。读《忆昔》，再读“三吏”“三别”，很难把盛衰仅仅理解为王朝年表上两种不同颜色。原本有家可归的人可能被迫离散，原本能够耕种的田地可能荒芜，原本可以期待的明天可能突然变得遥远。历史的转折最终由具体的人承受，正因如此，维护长期稳定、提高治理能力、及时化解风险，都具有深刻的民生意义。我们在盛世叙事中保存这样的记忆，并不会减少对国家成就的自豪，反而会使自豪更有责任感。今日的安宁得来不易，不能只把它当成背景；今日的生活值得珍惜，不能只把它当成统计。越有能力，就越应当努力减少那些本可避免的伤害，使发展建立在更稳固的社会基础之上。

宋代又提醒我们，不同维度的强盛不能被混为一谈。城市商业、印刷传播、科学技术和文化创造，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这些成就与安全能力、财政能力、政治协调能力之间，却不是天然同步的关系。不能因为军事上的失利就抹去宋代丰富的文明贡献，也不能因为文明贡献显著，就认为其他方面的问题无须研究。我们常常容易选择一个最光彩的指标，去说明整个社会的强大。历史要求我们做得更细：生产与流通是否相互支持，财政支出是否有稳定基础，安全保障是否与环境变化相适应，知识创造是否能够进入现实能力。一方面的繁荣，不能永久替代其他方面的建设。国家发展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短板有时不会立即显现，却可能在突发冲击之下决定整个体系的承受能力。

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长期讨论，则让我们看到，认识问题之后，改革本身仍有艰难。改革者看见财政、军事与社会运行中的不足，提出新办法；新办法进入地方，受到执行能力、利益关系和具体条件的影响，其结果未必处处符合最初设想。赞成改革的人和批评改革的人，也不能简单按善恶分成两边。我们应当从中学习的，是认真识别问题、审慎设计办法、尊重实施条件，并让实践结果能够反馈到调整之中。改革需要决心，也需要知识、组织和耐心；需要打破阻碍，也需要避免把不同情况强行装入同一种尺度。守旧者可能借稳定维护利益，改革者也可能因过度确信而忽略实际。国家持续前进的能力，正在于能够把方向的坚定与方法的检验结合起来，让事实进入讨论，让群众的感受进入评价，让改革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成熟。

三、从清代与近代的遭遇中，理解开放的深意

清代前期的社会恢复和康乾时期的繁荣，是中国历史不能轻率略过的成就。人口、生产、疆域和治理经历复杂变化，一个庞大的农业社会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运行。但与此同时，世界生产与交往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欧洲海上贸易扩大，科学技术积累与工业化相互推动，军事、交通、金融和组织方式逐步改变。一个农业时代规模庞大的国家，并不会因为既有规模而自动获得工业时代的新能力。过去使国家富足的土地、劳动力与商业网络，仍然重要，却不能替代新的知识体系和生产方式。真正值得警醒的，是当外部世界变化的速度加快，内部认识仍主要依赖旧有尺度时，社会可能在熟悉的世界里继续判断自己，却已经处在一个改变了评价条件的世界之中。

我们不能把清代对外交往简化为完全没有贸易，也不能把近代落后全部归结为某一次外交选择。广州贸易与其他不同形式的对外联系确实存在，知识和物品也并非毫无流动。问题更深：接触是否足以形成准确理解，交流能否进入制度与生产能力，已经看到的新事物能否改变对于世界趋势的判断。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历史场景。使团所带仪器和物品，与提出的商业、外交要求，都处在英国自身利益与扩张背景之中。今天不能要求当时的中国无条件接受所有要求，更不能把西方殖民扩张写成单纯的友好交流。但拒绝不合理要求，与认真研究对方的技术、组织和发展变化，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对自身尊严的维护，应当伴随着对外部世界的准确了解；否则，拒绝可能有了形式上的坚决，却没有形成现实中的应对能力。

这个区别尤其值得深思。看到一件新仪器，可能只是把它当作新奇物品；理解一件新仪器，则要继续追问它背后的实验传统、知识传播、工艺能力和组织条件。看到一艘船，可能只比较它与既有船只的大小；理解一种新的海上力量，则需要研究制造、运输、贸易、财政和军事之间如何相互支持。一个社会如果只在旧有秩序中安置新事物，新事物便很难转化为新的能力。外部变化越大，这种理解上的距离越可能积累。历史中的封闭，有时并不表现为所有门都关着，而表现为门虽然开了一些，认识却没有真正出去；物品进来了，问题意识没有改变；信息到达了，判断仍被旧框架限制。开放的深意，正在于使自己的认识能够同正在变化的世界保持联系。

近代中国遭遇列强侵略，既有外部强权的暴力，也有内部积累的结构性弱点。两者都应当被认真看见。侵略的责任不能因被侵略国家存在不足而被减轻，自我反思也不应因反对侵略而停止。中华民族后来艰苦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方法，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并开辟建设与发展的新局面，正说明历史不是一条只能走向衰落的单行道。一个民族能够从深重苦难中重新站立，靠的是人民的奋斗，靠的是能够凝聚人民、认识现实、找到道路的领导力量。我们珍惜今天的成就，应当把这种来之不易记在心上；我们强调保持开放，也应当把自主选择道路的权利记在心上。开放学习与独立自主相互支持，才能使学习所得转化为属于自己的发展能力。

中国历史还告诉我们，文明的生命力来自持续的吸收、转化与创造。不同地域的技术、物产、信仰和思想，在长期交往中进入中国，又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获得新的表达。佛教的传播与中国化，丝绸之路上的往来，历代城市中多种文化的相遇，都表明中华文明并非在拒绝一切差异中延续。它保持自身，又不断吸收能够丰富自身的内容。这样的历史经验，为今天的文化自信提供了更深的理解。自信使我们有能力辨别、有能力取舍、有能力创造，而不必因为某种知识来自外部就本能地排斥，也不必因为来自外部就放弃判断。一个真正有根基的文明，能够面对差异；一个真正重视自身未来的社会，愿意把世界的有益经验转化为自己的实践。中国的历史越悠久，我们越应当从中学到这样的从容。

四、把目光移向世界，看强盛如何经受变化

西方历史同样留下了关于强盛与清醒的丰富材料。古代雅典的海上力量、商业活动和文化创造，使它在希腊世界具有显著影响。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的西西里远征，却让人看到，一个拥有实力的共同体怎样可能在雄心、争论和信息不足中作出代价沉重的选择。远征的目标、当地的真实情况、所需资源与持续战争的负担，并没有因为雅典已有强大舰队而变得简单。远征遭受灾难性失败之后，损失也没有停留在战场本身。我们不应从中推出“强国必然扩张、扩张必然灭亡”的结论；这段历史更具体地说明，已有实力不能替代对新任务的评估。当社会愿意相信一个宏大的目标，却没有同等认真地核查实现目标的条件时，强大的动员能力可能放大判断的偏差。一个决定的风险，与支持这个决定的热情，常常不在同一个尺度上。

修昔底德值得反复阅读，还因为他没有把政治生活写成一个只有口号的空间。他记录辩论，记录人们如何解释利益，记录恐惧、荣誉和现实能力如何参与决策。强盛之后，最难的事情之一，是允许“我们能够做到”继续接受“我们是否应当这样做、是否准备充分”的检验。一个共同体可能把已有胜利当成新行动的依据，可能把谨慎当成怯懦，也可能在行动已经展开之后，因为不愿承认原先的估计有误而继续追加投入。这里的困难并非没有勇气，而是勇气需要与准确判断相配合。对今天的读者而言，最有用的借鉴，是在重大选择之前把不确定性讲清楚，把可能承担的代价讲清楚，把不同方案之间的条件讲清楚。尊重事实，会使行动更可靠；有能力听取审慎意见，会使力量更有分寸。历史上的远征无法重来，今天的选择却可以在事前多一分认真。

威尼斯提供了另一种不同的情形。它曾凭借海上交通、商业网络、造船能力与金融活动，在地中海贸易中占据重要位置。这样的优势是真实的，也有长期积累的制度和技术基础。但海上贸易的空间并不是永远不变的。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联系出现新的组织方式，其他海上力量成长，地中海周边的军事与政治格局也持续变化。威尼斯受到的压力来自多个方向，不能只用“贸易中心移到大西洋”一句话解释全部历史。对它的借鉴，在于看见地理与网络优势的条件性：当交换路线发生变化，曾经处于枢纽的位置未必仍然处于枢纽；当竞争者形成新的能力，旧有网络未必足以维持旧有地位。过去最有价值的资产，需要在新环境中重新找到用途。拥有悠久成功记录，并不能免除这种重新定位的工作。

今天人们走进威尼斯，仍能感受到它的建筑、艺术和文明积淀。这也提醒我们，谈论历史兴衰，要分清政治力量、经济地位与文明价值。一个城市失去曾经的贸易支配地位，并不意味着它留下的一切都失去意义；相对地位变化，也不应被写成对一整个民族的轻蔑。我们学习世界历史，是为了理解条件和能力的变化，并从中获得自我更新的启发。若只是站在后人的位置嘲笑前人的迟钝，就很容易忽略自己也生活在熟悉的框架之中。对过去的人而言，转型的信号未必像今天回看时那样整齐，调整也会牵涉就业、财政、技能和利益。历史所培养的谦逊，正是承认这些困难，同时要求自己更认真地认识变化。对旧有成果的尊重，应该帮助我们寻找新的用途，而不是要求环境永远配合旧有成果。

荷兰在十七世纪形成的航运、贸易和金融优势，也曾让世界瞩目。商船、市场、城市与资本彼此支持，一个面积有限的国家获得了远超地理规模的影响力。进入十八世纪，其相对地位发生变化，战争压力、其他国家的竞争、经济结构与社会条件等因素交织在一起。荷兰国立博物馆关于这一时期的材料，还提醒读者注意洪水、牲畜疫病和海堤所受威胁等环境因素。所谓“黄金时代结束”，并非只是人们精神松懈的结果，社会必须面对的具体压力比一个道德评语复杂得多。与此同时，面对灾害的治理调整，也说明社会并非毫无反应。我们可以从中读出两个并存的认识：已有优势会受到新条件的挑战，社会又能够在应对挑战中发展新的组织能力。历史中的人并不是被动等待命运，而是在有限条件下不断寻找出路。

荷兰的经历也使我们思考，积累财富之后，财富如何继续服务于创造。贸易和金融能够为社会提供效率，也能够集中资源、支持新的生产活动；但如果资源越来越偏向维护既有收益，新的技术、技能和产业就可能得不到充分支持。这是一种一般性的分析，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一个国家漫长的历史全部归结为金融与实体的对立。金融服务实体发展，需要真实的知识和有效的制度安排；实体发展也需要适应需求与技术的变化。对一家投资公司而言，这个问题尤其贴近自身职责。我们是否真正了解所支持的事业，是否愿意研究能力如何形成，是否能够辨别短期价格变化与长期生产价值，是应当认真回答的。国家的历史提醒我们，资源配置具有社会后果。投资不是站在发展之外评判发展，而是以有限的能力参与其中，因而更需要谨慎、专业和责任。

英国的工业化，显示了新能力怎样改变世界格局。技术、能源、工厂生产、交通与市场相互作用，形成新的生产规模，也塑造了新的社会关系。后来，其他国家不断吸收技术、发展工业、提高组织能力，英国原有的领先地位受到挑战；世界战争、帝国结构变化和国际秩序调整，又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这段历史不能被解释为英国突然停止学习，也不能被解释为后来者只是照搬。先行者积累了成熟体系，后来者有时能够采用更新的技术和设备，不同的制度安排、资源条件与市场规模又影响各自的发展。先行的优势会为下一步提供基础，也可能使旧设备、旧技能与旧利益更难调整。正因为先行者曾经成功，更新成本有时比从头建立还更难被接受。理解这种困难，才能理解为什么持续创新需要超出一次突破的组织能力。

工业化还提出了另一个必须保留的问题：生产能力增长，怎样转化为人的生活改善。机器增多、产出扩大，并没有在所有时期立刻带来劳动者收入和生活条件的同步改善。工作时间、工厂环境、儿童劳动、城市卫生等问题，使早期工业社会付出了深重代价。后来关于劳动保护、公共卫生、教育与社会保障的制度变化，是人们持续争取和不断改进的结果。一个国家的强大如果只有生产规模，却缺少让人有尊严地生活的安排，这种强大就需要继续完善。我们学习西方工业史，应当学习技术与组织如何形成，也应当认真理解其中的社会成本。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视发展的协调性和共同富裕，正要求把人的全面发展放进现代化的目标之中。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的联系，需要主动建设，不能期待它们在任何条件下自动完成。

日本二十世纪后期的发展与资产泡沫，则让我们看到，风险有时恰恰生长在很有说服力的成功解释之中。生产、出口、技术和管理所形成的真实成绩，使社会对未来具有很强信心；当这种信心不断延伸到资产价格与融资行为时，价格上升又容易被用来证明原先判断正确。日本银行总结有关经验时指出，后来被确认的泡沫，在形成之初常常被某种看似合理的新解释支持，良好的经济和价格环境反而可能使警惕不足。这里值得借鉴的，是认识与现实之间的反馈：人们因成功而更相信原有解释，原有解释又使他们对继续上升更有把握，直到风险已经积累，才重新审视基础条件。不能把价格的上升当成一切都健康的证明，也不能把一段时间的顺利当成风险永远消失的证据。

日本随后面临的困难，还与金融体系、企业资产负债、政策选择以及人口等因素有关，不能用一个“自满”概括。更不能因为这些困难，就否定它在制造、科研、公共服务和文化生活中的持续能力。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从真实经验中学习如何辨别不同层次的问题：一个产业具有竞争力，不等于任何相关投资都合理；一个国家拥有良好储蓄与技术基础，不等于任何时期的资源配置都有效；社会对未来有信心，不等于任何价格都能获得现实支撑。保持清醒，意味着珍惜真实优势，同时不让优势替代具体分析。企业也应当懂得这一点。我们对国家发展坚定有信心，就更应该认真对待每一个判断，避免把宏观信心变成对微观风险的忽略。信心与审慎可以相互加强，责任与热情可以同时存在。

把这些历史放在一起，看到的并不是一种宿命，而是一组需要持续处理的关系。雅典提醒我们，能力要与判断相配合；威尼斯提醒我们，优势要与新条件相适应；荷兰提醒我们，资源与组织需要面对新的压力；英国提醒我们，先行地位需要不断更新，生产增长需要进入人民生活；日本提醒我们，成功解释也需要接受事实检验。这些国家和时代差异很大，我们不能把它们拼成一个万能公式。但它们共同使我们懂得，强盛从来不是可以永久停留的静止状态。它是一种需要维护、更新和扩大其社会基础的能力。一个国家能够正视自己，能够让认识跟上时代，能够将已有资源用于创造新的可能，就拥有继续向前的重要条件。读世界历史应当让我们更加认真地建设这些条件，而不是忙于预测谁将衰落。

五、中国典籍中的清醒，是对长久安宁的守护

《周易·系辞下》说：“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句话的可贵之处，在于把需要警醒的时刻放在“安”“存”“治”之中。人在困难已经到来时思考困难，并不难；难的是在情况良好的时候，仍愿意检查维持良好状态的条件。这里的忧患，不要求人把所有可能性都想成灾难，也不要求社会永远处在紧张之中。它要求的是对因果保持清楚：安宁有所依靠，秩序有所支撑，长久发展需要持续的劳动。今天有条件做好的准备，如果因为眼前安稳而放弃，未来就可能付出更大代价。把这句话用于现代生活，需要将它落实为对制度、能力和具体风险的研究，而不能只把它写在墙上。真正的居安思危，是在尚有条件的时候把基础打得更牢，在问题还能够解决的时候及时解决。

《孟子》关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讨论，也值得放在完整的认识中理解。困境能够促使人锻炼能力，但苦难本身不是值得追求的生活目标。我们希望人民安居乐业，希望家庭生活更安稳，希望年轻人能够有更好的成长条件，不能把减少苦难看成削弱奋斗精神。古人警醒后世的，是当人失去必要的警觉、缺少纠正偏差的条件时，安乐可能转化为懈怠。现代社会应当建设一种更成熟的状态：生活可以安稳，精神仍有进取；制度可以稳定，运行仍有检验；成果可以享有，责任仍被记得。让人们不必反复经受本可避免的磨难，同时保持学习与创造的活力，才是发展应该达到的水平。忧患意识的价值，最终要由它所减少的伤害和所守护的幸福来说明。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讨论“善始”与“克终”，抓住了成功之后维持品格与治理的重要难点。开创阶段容易看到目标，也容易感到压力；取得成果之后，周围的评价、日常的习惯和利益的关系都会发生变化。即便一个人最初很有决心，也需要持续的约束和提醒。对于古代政治，这种提醒受限于当时的制度与权力关系，不能直接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完整答案。但它关于长期保持清醒的观察，仍有借鉴意义。今天，我们需要依靠更系统的制度、监督、纪律与法治，把一时的自觉转化为长期的可靠。历史中的劝谏，提示了信息到达决策者的重要；现代治理则要求进一步建设使真实情况能够被看见、使问题能够被处理、使权力能够受到约束的机制。由古人的观察走向今天的制度实践，才是有生命力的历史学习。

《孙子兵法》关于形势变化的认识，同样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成功之后的适应问题。“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指出具体办法需要随条件变化。军事著作有其特定场景，不能把商业伙伴、社会成员和国际交往全部理解为战场上的对手；但研究条件、辨别变化、不拘泥于单一方法的认识，可以进入更广泛的生活。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可以坚定，具体路径却需要面对新的情况。坚持目标并不要求忽略事实，坚持原则并不要求重复同一种技术和做法。很多时候，保持战略定力，恰恰需要在方法上持续改进，才能使长期目标不被短期惯性拖住。古典智慧如果只被用来增强语气，就失去了价值；如果能够帮助我们区分方向与办法、原则与条件，就能在现实中产生更清楚的判断。

《论语》对于知识的态度，也能回应强盛之后容易出现的认识问题。一个人承认自己的知识边界，并不会因此失去尊严；一个组织愿意补上知识不足，也不会因此否定已有贡献。相反，只有把知道与不知道分清楚，学习才有明确方向。经历成功的人常常更容易被询问、更容易被相信，于是也更需要对自己的判断保持负责。熟悉一项事业，不意味着熟悉所有事业；在某个阶段作出正确选择，不意味着能够直接判断所有新变化。中国典籍中对于谦逊、求知和反省的重视，为今天抵御经验的固化提供了丰富资源。我们应当把谦逊理解为认真的能力，把反省理解为持续校正的能力。愿意承认尚未弄清的问题，才能真正把问题弄清；愿意与不同经验相遇，才能把自己的经验放在更完整的现实中。

读中国典籍，也需要保持历史感。古人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知识条件，与今天不同；经典中的许多概念，也不能未经辨析就直接用于现代国家和企业。我们对古代智慧的尊重，应当表现为准确阅读、理解语境和合理转化。不能把古代臣属对君主的忠顺，直接等同于新时代对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绝对忠诚。今天的政治忠诚建立在党的性质宗旨、人民立场、共同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上，体现为对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坚定维护，体现为对民族复兴事业的共同担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提供道德资源和历史观察，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成果为我们提供认识和改造现实的科学指引。把不同层次分清楚，既能使典籍的借鉴更准确，也能使政治表达更加庄重、更加有根基。

六、借鉴西方典籍，学习怎样识别自己的局限

培根《新工具》对于认识偏差的讨论，是理解“成功之后为何不易清醒”的一项重要资源。他研究人怎样受到共同心理、个人经历、语言和既有思想体系的影响，提醒读者，头脑并非总能像平整的镜子那样呈现现实。一个长期有效的解释，容易使人只寻找支持它的证据；一个反复使用的概念，容易让人以为说出了名称，就已经理解了事情。成功会增强这种倾向，因为已有结果提供了强烈的心理支持。借鉴培根的意义，在于给求知增加方法上的自觉。面对一个新现象，我们要检查证据是否充分，是否存在与预期不同的材料，是否把个人熟悉的经验当成普遍规律。这种要求首先适用于具体研究与专业判断，不能从一部知识论著作直接推出对于不同国家制度的简单评判。认真区分适用范围，本身也是保持清醒的一部分。

培根的提醒对于企业有直接价值。一项判断连续得到良好结果之后，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结果究竟由哪些因素形成。市场条件的改善，行业的共同增长，个别资源的偶然获取，都可能与团队能力同时发挥作用。如果把这些因素全部归结为判断者的高明，下一次选择就可能失去必要的谨慎。反过来，结果暂时不理想，也不必自动证明原来的一切都错了，仍需分辨具体原因。我们从经典中学习的，应当是这种耐心的分析，而不是把“保持清醒”变成一句责备别人的话。真正困难的，是在自己被肯定时，仍然愿意查明事实；在自己已经投入时，仍然愿意修正估计；在自己很有把握时，仍然留出检验的空间。这样的工作有时并不显眼，却能够让已有成绩更可靠，让下一步的选择更稳妥。

蒙田《随笔》对习惯和自我认识的观察，提供了另一种细腻的帮助。人常常把长久习惯理解为自然，把熟悉的生活理解为唯一合理的生活。不同社会的习俗与经验，一旦被认真看见，就会让我们意识到，某些看似不必解释的判断，其实来自特定环境。蒙田以反复检视自己为写作方式，不急于把每次观察都变成最终定论。这种态度可以帮助成功之后的人抵御过度确信。我们不必因此放弃自己的原则，也不必认为所有判断都没有标准；我们需要的是区分原则与习惯，区分可靠知识与尚待研究的看法。一个组织在发展初期形成的做法，可能适应当时的规模与人员；当规模、任务和合作关系变化，原先的做法就需要重新说明其理由。愿意说明理由，意味着愿意让实践继续检验理由。

亚当·斯密的著作，也不应被压缩成一个关于逐利的标签。《国富论》讨论分工、交换与制度条件，《道德情操论》讨论人的同情、评价与道德判断。把两部著作联系起来阅读，可以看到，经济生活存在效率问题，也存在人与人之间的责任问题。一个社会积累了财富，需要继续追问财富与公共生活的关系；一个企业获得了收益，需要继续追问收益形成的方式与影响。仅仅以账面结果衡量成功，会遗漏信任、劳动条件、社会成本与长远能力。斯密的具体观点产生于其时代，不能替代今天的经济理论和中国的现实制度，但这种多层次阅读有助于避免狭窄。对于投资工作，我们尤其需要理解，价格能够提供信息，却不是全部信息；利润能够说明某些结果，却不是对一项事业社会价值的完整评判。专业能力越强，越应当愿意把判断放回更完整的社会关系中。

西塞罗《论义务》关于利益与正当性的讨论，同样值得借鉴。其中有关商人掌握粮食供给信息的讨论，是用于思考道德问题的设例，不能当成真实发生的历史故事。它使读者考虑，信息优势带来的收益，与对他人负责之间，应当怎样处理。经过成功积累，一个组织往往拥有更多资源、更多信息和更强谈判能力，这些条件能够支持更好的服务，也可能被用来转移成本。真正成熟的成功，应当提高责任意识，而不应降低约束标准。我们坚持合法、合规、合德、合情、合理，正是希望在现实工作中把这些不同层次的要求一并考虑。法律与规则给出明确边界，道德与情理提醒我们尊重具体的人，合理性要求我们认真分析事情的条件。借鉴西方典籍的价值，在于使这样的思考更加充分，而不是借古人的名字装点自己的主张。

读中西典籍，最终需要回到现实。中国经典对于居安思危、慎终如始和修身反省的重视，与西方典籍对于认识局限、经验检验和公共责任的讨论，能够在我们的学习中相互启发。它们并非完全相同，也不能被强行说成早已拥有今天全部答案。不同思想的差异，有时比表面的相似更值得研究，因为差异能让我们看清各自处理的问题和依赖的前提。我们以开放态度阅读，以自主判断选择，以现实实践检验，把有益的思想资源转化为自己的理解。这样的学习，应当让人少一点武断，多一点扎实；少一点以名言代替分析的方便，多一点把问题真正弄明白的耐心。典籍的厚重，不在于文章用了多少书名，而在于它们是否帮助我们看见此前没有看见的关系，并使我们愿意承担此前容易忽略的责任。

七、在总书记的实践中，体会清醒与前瞻

习近平总书记的地方工作经历，包含着对于发展条件、阶段任务和长远能力的持续研究。在厦门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深入港口等现场，研究设施、运输与运行流程之间的制约，推动改革为企业发展创造条件。这个实践值得我们认真体会的，是它没有把一个表面结果当成全部问题。港口效率不高，需要查明是设备不足、配套不够，还是运行方式存在障碍；城市希望扩大开放，需要交通、管理与服务共同形成能力。发展并不只靠提出一个目标，还需要找到限制目标实现的具体环节。今天回看，我们能够从中理解，改革开放为什么既需要胆识，也需要扎实的调查。能够在现场发现问题，才能让改革进入真实关系，才能使资源用在提升能力的地方。这样的工作方法，对发展起步阶段有用，对取得成就之后的持续改进同样有用。

厦门的发展规划还把目光放到了更长时间。习近平同志领导编制跨越十五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不仅研究经济建设，也重视生态环境等影响城市未来的条件。一个地方在迫切希望发展的时候，往往容易优先选择能够很快看见成绩的事情；能够在这时研究长远，意味着对未来承担责任。对今日的我们而言，历史中的这一实践提供了清楚的启发：面向未来，需要把不同时间尺度同时放进判断。当前的任务要完成，支撑下一阶段的能力也要建立；可以利用的机会要把握，难以逆转的代价也要审慎考虑。长期谋划的价值，不在于提前猜中每一个细节，而在于明确哪些基础值得持续建设，哪些问题不能等到恶化之后再处理。越有发展条件，越有责任把这些基础做得扎实。

筼筜湖治理，则使这种长远眼光有了看得见的民生温度。随着城市生产和生活活动增长，湖水污染成为群众日常感受很深的问题。1988年，习近平同志主持专题会议推动综合治理，治湖逐步进入法治、截污、清淤和水体改善等相互联系的工作之中。我们应当从这个实践中看见，发展中的问题不应被发展成绩遮住。一个地方经济活跃，并不能使污染自动变得可以接受；增长带来更多资源，也就应当为解决公共问题创造更好条件。生态治理的效果有时需要很长时间，无法只靠一次突击完成。把群众的感受当成重要信息，把长期的维护当成持续职责，才可能让城市繁荣与宜居生活相互支持。清醒的治理，能够在大家谈论发展时，也认真回答一湖水、一片岸线和周边居民的生活问题。

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推动“3820”战略工程，研究不同阶段的发展安排。这种谋划把近期工作放在中长期目标之中，同时也通过调查研究认识地方条件。它提示我们，战略定力需要有现实基础。一个方向值得长期坚持，必须能够说明它怎样回应社会需要、怎样利用资源条件、怎样逐步提高能力。在实际推进中，具体任务和方法还需要随着情况更新，不能把长期规划理解为每一个细节都永远不变。我们从中学习的，是把长远目标、现实基础与持续落实结合起来的工作态度。很多真正影响未来的事情，起初并没有戏剧性的表现；它们在基础设施、人才培养、公共服务和制度改善中慢慢积累。一个地方能够持续发展，需要有人愿意认真做这些工作，也需要不同阶段的努力能够相互衔接。

下党乡的故事，又让我们理解强盛之后应该记得谁。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深入当地，关心交通、生活和发展困难；多年以后，习近平总书记给下党乡乡亲们回信，继续关注他们的脱贫与乡村振兴。前后相连的关心，说明对人民的责任不会因一个阶段任务完成而结束。脱贫是重要成果，成果需要巩固，生活还要继续改善，发展机会还要不断创造。社会的进步会改变问题的形态，却不应改变对人的关切。过去需要解决的是能否走出大山、能否摆脱贫困，后来需要研究的是怎样获得更稳定的收入、怎样让家乡发展更有持续性。这种随着人民生活变化而更新工作内容的态度，正是成功之后继续前进的一项根本要求。成就应当让责任更具体，让关心更长久。

余村的变化，则使我们看见发展尺度如何更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对余村关闭矿山和水泥厂、探索绿色发展的选择给予肯定；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余村，关注绿色发展带来的变化。一种曾经带来收入的方式，如果以生态损害为代价，就需要在新的认识和新的条件下调整。调整不是把过去所有劳动一笔抹去，而是为未来寻找更可靠的基础。绿色发展之所以有深远意义，在于它把经济活动与自然条件、人的生活和长远价值重新联系起来。国家的发展越取得成果，越有条件提高质量，也越需要避免继续沿用已经显现代价的方式。这样的更新有现实难度，需要技术、市场与制度的支持，也需要坚定的方向。总书记的实践为我们展示了，发展可以在改变中提升，已有成就可以成为迈向更高质量的起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改革，推动在更广泛领域深化改革，同时坚定扩大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向世界表达了中国继续扩大开放的鲜明态度。这一态度具有很深的历史意味：中国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却没有把成就解释为从此可以关起门来发展。改革开放的经验，要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展；国际合作的空间，要在维护国家利益和依法治理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对于我们而言，学习总书记的开放思想，需要理解开放如何促成知识交流、产业合作和能力提升，也需要理解开放中的风险管理与自主能力建设。开放越深入，研究越要扎实，规则意识越要明确，判断能力越要提高。能够把这些要求一并做好，才是成熟的开放。

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的深厚感情，也使开放有了坚实的文化根基。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文化传承发展联系起来，强调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这为我们阅读中西历史和典籍提供了清晰方向。悠久文明可以成为创造未来的资源，前提是我们愿意认真理解它，并推动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转化；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可以丰富自身，前提是我们保持自主的立场和创造的能力。自信的文化能够与外部世界交流，也能够在交流中更深入地认识自己。我们写文章、办企业、开展学习，都应当避免用文化符号代替文化理解。真正尊重中华文明，是把诚实、勤勉、责任与对人的关怀带进今天的生活，使历史的精神资源在具体行为中继续生长。

八、越是取得成就，越要保持自我革命的自觉

“强盛以后怎么办”，对于一个长期执政、领导民族复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有着特别深刻的含义。中国共产党经历百年奋斗，领导人民创造巨大成就，怎样继续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怎样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怎样让组织与治理能力不断适应时代，是必须持续回答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鲜明指出不能在赞扬声中丧失进取的精神，强调长期保持初心和自我革命的要求。我们学习这一重要论述，应当看到它对成功之后心理与组织变化的深刻把握。成绩带来肯定，肯定可能使不足变得不易被指出；执政条件不断改善，也可能使某些人离群众更远。主动防止这些变化，才能让成绩继续属于人民，让党始终具有领导事业向前的活力。

在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正视问题，以坚定决心推进正风肃纪反腐。这种实践的意义，首先在于维护党的性质宗旨，维护人民利益，维护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腐败与不正之风会改变公共权力的运行方式，会损害公平，会使群众的信任受到侵蚀；如果因为已有成就而忽略这些问题，成就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就可能受到损害。自我革命具有面向未来的意义，正因为它不允许问题在成绩的光环中不断积累。强大的领导力量，需要敢于检查自身，持续改进自身，把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人民支持维护好。对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定拥护，与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决支持，是一体的。维护核心，应当在严肃的政治纪律、真实的工作作风和对公共利益的负责中得到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系统回应了为何需要自我革命、为何能够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的问题。人民监督与党的自我革命，共同指向保持党长期执政的活力与可靠性。这里的认识超出了个人修养层面的“谦虚一点”，进入政治建设、理论武装、组织体系、纪律监督和制度安排。一个拥有广泛领导责任的政党，要能够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清除侵蚀其健康的因素，也要能够培养人才、改进治理、提高引领时代的能力。这样的自我更新，需要坚强的领导，需要共同的理想和严明的纪律，也需要使人民的意见与实践的结果成为重要检验。我们从历史兴衰走到这一现实，能够更深地理解，民族复兴的道路为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何必须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何必须坚定拥护和捍卫这一领导核心。

2022年，党的二十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赴延安瞻仰革命纪念地。这一行程把新的出发与党的历史联系起来，也使人们看到，在新的起点重温奋斗与初心的重要。延安精神包含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和为人民服务，不只适用于物质条件艰难的年代。条件改善之后，人更需要知道自己的力量从哪里来，知道工作的价值由谁检验，知道未来的责任并没有减轻。党的二十大提出“三个务必”，要求全党在新的征程上保持应有的精神状态。对于我们这样的企业，学习这些要求，不应停留于表达敬意。应当在已有条件中保持勤勉，在工作取得进展时继续检视不足，在对国家发展充满信心时主动提升自己的本领。能够把学习落实为行动，才是对伟大奋斗最真切的尊重。

九、从上海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看面向未来的能力

2026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这一部署与“强盛以后怎么办”的主题有直接联系。一个国家已经形成显著的产业与工程能力，仍然需要继续建设源头性的知识能力。已有产品的成功，不能替代对下一代技术所需基础的研究；产业规模的扩大，不能自动回答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当前的竞争优势，不能保证所有新的方向都已被充分掌握。越是有成果，越应当有条件、有耐心地研究那些尚未结出成果的事情。总书记把基础研究摆在重要位置，体现的是对长远发展条件的深刻把握，也是对国家持续创造能力的系统谋划。

基础研究给我们一个很有力量的提醒：面向未来，必须能够尊重未知。未知并非空无一物，而是有待研究的问题、有待验证的解释、有待建立的联系。它无法完全按照成熟产品的进度安排，也不能只按短期收益判断价值。一个社会如果习惯了快速看见结果，就更需要认真建设容纳探索的条件；一个评价体系如果只奖励已经确定能够实现的目标，就可能让真正重要的新问题缺少研究空间。这是我们从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得到的学习体会。国家对于基础研究的支持，最终要通过人才、经费、设施、评价与合作形成稳定环境。对一家企业而言，未必每项工作都属于基础研究，但我们可以学习这种尊重规律的态度，不把所有成长都压缩成眼前的数字，不要求每个人只做不会失败的事情，也不把尚未成熟的价值轻率地当作没有价值。

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关注人才成长、分类评价、科研诚信和开放合作，使科技强国建设与具体人的工作和生活联系起来。我们从中看到，国家面向未来的能力并非只有设备和项目，还包括让人才安心研究的条件，让青年人才得到培养的机会，让不同研究能够按照自身特点接受评价的制度。科学工作者需要严谨，也需要时间；需要承担责任，也需要在探索中允许合理的不确定。一个问题经过长期研究仍未解决，不应因此掩盖真实进展，也不应因此制造虚假的成功。清醒的国家能够尊重这两方面要求：既鼓励探索，也坚持诚信；既有战略目标，也遵循科学规律。这样形成的创新环境，才可能在当前成绩之外不断孕育新的能力。我们学习这一部署，应当更尊重专业，更尊重人才，也更认真地辨别真实创造与表面的热闹。

座谈会关于国际交流合作的要求，还使我们理解，自立自强与开放学习能够在更高层次上相互支持。拥有自己的基础能力，才有条件平等参与合作；积极参与世界科学交流，又能够让自己的研究在更广阔的知识网络中发展。气候、能源、环境和生命健康等问题，本身具有跨越国界的联系。研究它们，需要不同地区的经验、数据和方法相互启发。开放不能代替自主研究，自主研究也不需要拒绝正常的交流。对国家而言，要在复杂环境中建设可以持续的创新体系；对企业而言，要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研究有益的合作，不能把外部依赖当成能力，也不能把拒绝交流当成能力。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系统部署，为我们把握这种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引：能力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认识要持续同世界相联系。

我们尤其应当看到，关注基础研究不是在成就之外另外增加一项装饰，而是在研究成就怎样继续生长。历史上许多优势的变化，都与新能力的形成有关。交通方式改变，商业网络重新组织；能源与材料改变，生产方式重新组织；知识传播与计算能力改变，研究和决策方式也会重新组织。强盛的国家如果只维护既有成果，却没有持续建设形成新成果的条件，就可能在下一次变化中失去主动。今天中国把教育、科技、人才联系起来推进，把基础研究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正是在长期发展中为新的创造准备条件。我们从世界历史回到上海这场座谈会，能够更清楚地体会，总书记的前瞻并非停留在宏观判断，而是进入能够支撑未来的具体工作。对这些工作的支持，需要耐心，也需要坚定信心。

十、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更需要开放而清醒的判断

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与过去不同的发展基础，也面对与过去不同的任务。随着经济和社会进步，人民对于生活质量、公共服务、发展机会和生态环境的期待不断提高。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之后，还要认真解决“好不好”“可持续不可持续”的问题。一项生产活动能够扩大规模，还要研究效率与质量；一座城市能够增加建设，还要研究便利、宜居与长期维护；一个产业能够取得领先，还要研究新技术与新需求正在怎样形成。不能沿用单一尺度解释全部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把已经形成的条件用于更深入的提升，在结构、能力和人的生活之间建立更好的联系。这种转变需要主动认识，也需要避免用熟悉的旧指标遮住新的任务。对国家发展有坚定信心，应当让我们更愿意研究这些任务，并认真参与其中。

世界也在持续变化。科技进步与产业调整带来新的机会，人口与资源条件影响不同社会的选择，国际交往中又存在竞争、合作与分歧。对于这些变化，我们不能只凭少量新闻形成整个世界的图景，也不能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材料来替代研究。某一领域出现冲突，并不意味着所有领域都不可能合作；某一领域取得合作进展，也不意味着其他问题已经消失。不同国家内部都有复杂的社会条件，不能用一个性格化标签解释所有政策与行为。历史学习应当让我们的世界观更成熟。我们坚持中国立场，维护国家利益，坚定支持党中央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同时需要在具体工作中尊重事实、掌握规则、了解不同社会的实际情况。立场越坚定，认识越应该准确；责任越重要，判断越不应草率。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交往中倡导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阐述中国对于全球治理和共同发展的主张。2026年9月，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强调主权平等、多边合作、法治和普惠发展。我们学习这些主张，可以从历史的比较中理解其意义。一个国家增强自身能力之后，怎样对待其他国家，是世界秩序必须面对的问题。把他国的发展看作天然威胁，容易使竞争进入不断相互设限的循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共同商定的规则，推动互利合作，则有助于形成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对总书记外交实践的学习，应当使自己更加理解，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之间能够相互支持，也需要通过实际努力把这种支持变成可以感受到的成果。

国际合作的价值，还在于它让不同社会能够共同处理单独难以解决的问题。科学认识、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和交通联系，都包含跨越边界的关系。任何国家都需要建设自己的能力，也都生活在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如果强盛只意味着尽可能减少所有联系，国家就可能失去从交流中学习、从合作中受益的机会；如果开放只意味着忽略一切风险，国家又会缺少维护自身发展的条件。成熟的开放需要清楚的规则、真实的能力和对具体关系的研究。这也意味着，世界的复杂不能成为放弃学习的理由。越是在分歧增多、条件变化的时候，越需要了解对方，辨别合作空间，掌握风险所在。对外部世界有更准确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更稳妥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也能够使合作更有实际基础。

从中国历史看，闭塞的认识曾让我们付出沉重代价；从世界历史看，把既有优势用于过度扩张，也曾让社会付出沉重代价。今天中国的道路，是在独立自主基础上推进改革开放，在增强自身能力过程中维护和平发展，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中持续提高治理水平。这样的道路需要长久坚持，也需要在新的条件下不断丰富实践。我们学习总书记的战略思想，应当懂得，战略定力有明确的方向和价值基础，不能被解释为对一切具体变化不作回应。需要坚持的，是人民立场、党的领导、发展方向和长远目标；需要持续研究的，是实现这些目标所面对的条件、问题与方法。能够把坚持与改进贯通起来，一个国家才会既有稳定的方向，又有适应时代的活力。

我们也需要更加认真地理解“强大”的含义。国家拥有经济、科技与安全能力，是维护人民生活和自主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家能否使这些能力稳定服务于人民，能否让社会成员共享发展的机会，能否在变化中维持正常生活，同样关系到强大的质量。一个家庭面对困难时得到帮助，一个年轻人在努力中看到希望，一位劳动者的尊严得到尊重，一位老人的生活得到照顾，这些看似细小的事情，都是国家发展应当抵达的地方。它们不会削弱宏大目标的意义，而是使目标有了真实的内容。我们思考历史兴衰，不应只对疆域、产量和国际地位感兴趣，也应当关心人在其中怎样生活。强盛能够长久，离不开广泛的认同、可靠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成员继续奋斗的信心。温暖人心的国家叙事，应当把这些内容写进去。

十一、把绝对忠诚，落实为共同事业中的清醒担当

在认识中国发展道路、党的历史和世界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对党中央的绝对忠诚、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绝对忠诚，具有更加深厚的思想基础。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的事业，关乎民族的独立与复兴，关乎亿万家庭的生活，也关乎中国在世界上的自主发展。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必须坚定遵循的政治要求。拥护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应当贯穿于思想认识、政治立场和实际行动。对这一要求的理解越深，越会懂得个人和企业的发展需要放在国家事业的正确方向中，越会懂得眼前利益不能成为偏离政治要求、法律规则和社会责任的理由。绝对忠诚的庄重，来自无论顺境逆境都保持一致的选择，来自将共同事业看得比个人得失更重要的担当。

这种忠诚需要持续的理论学习。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能只停留于摘录熟悉的句子，而应当认真理解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解党中央对于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改革任务与国际形势的判断。国家事业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一项部署既有当前需要，也有长远考虑；既涉及发展，也可能涉及安全、民生和治理。我们对部署理解得越完整，工作就越不容易被局部利益带偏。对总书记的维护和捍卫，也就能够在准确贯彻、积极落实中得到实际体现。面对没有弄清的问题，应当主动学习；面对新的任务，应当提升本领；面对需要长期投入的工作，应当保持耐心。忠诚与学习并行，能够使政治上的坚定转化为行动上的可靠，使我们在复杂情况中仍然知道应当怎样履责。

实事求是，是忠诚落实到工作中的重要要求。总书记始终重视调查研究，重视掌握真实情况，重视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如果为了显示成绩而回避困难，为了保持好看的表象而淡化风险，为了迎合预期而选择性报告事实，就会使学习与落实失去真实基础。对党中央和总书记负责，要求我们在各自职责内把情况弄清，把依据讲清，把能够改进的工作认真改进。维护党的领导与正视实际问题应当贯通起来。发现具体执行中的不足，及时依规反映并解决，是为了使党中央决策部署更加有效地落实，是为了维护党和人民事业的整体利益。我们应当把事实上的准确、程序上的严肃和行动上的负责共同坚持好，让忠诚进入可以检验的工作，而不是停留在言辞的强度上。

在已有成绩面前，这种要求尤其重要。人容易因受到肯定而降低自我检查，也容易因熟悉某种做法而不愿重新研究。对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绝对忠诚，应当帮助我们克服这种惯性。总书记要求的高质量发展，不能被简化为规模扩大；要求的改革创新，不能被简化为换一种表述；要求的以人民为中心，不能只在材料中出现而不进入实际关系。企业在经营中，应当严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准确理解政策要求，认真承担对员工、合作伙伴与社会的责任。我们所表达的维护和捍卫，需要在这些平常而具体的事情中持续成立。愿意为守住规则放弃不当便利，愿意为长远质量投入必要的工作，愿意为纠正问题承担应有责任，才会使政治表达具有真正的分量。

我们还应当正确把握维护核心与保持学习开放之间的关系。政治方向的坚定，为学习提供根本立场；对事实与知识的尊重，使工作更加可靠。学习国外的科学知识、治理经验和典籍思想，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坚持自主判断，不能把外部经验直接变成对中国道路的替代，也不能因为经验来自外部就拒绝有益内容。总书记对于文明交流互鉴和改革开放的重视，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明确指引。真正的忠诚，应当使我们更加努力地提高服务国家事业的能力。对世界了解得越准确，就越有条件做好自己的工作；对历史理解得越深入，就越能珍惜今天的道路；对现实问题研究得越扎实，就越能在具体行动中体现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坚定执行。这些要求相互支撑，共同构成负责任的学习与实践。

十二、在本月底五中全会之前，体会强党强国的长远责任

本月底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使这篇关于忧患、开放和面向未来的思考，有了重要的现实联系。根据已经公布的安排，全会将于2026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拟审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文件稿。当前，会议尚未召开，我们应当准确依据公开信息理解其安排，把对全会的关注落实为认真学习与充分准备。把全面从严治党放在国家长远发展中思考，就能理解它与“强盛以后怎么办”的深刻关联：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仍要提高，先进性和纯洁性仍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仍要巩固。民族复兴的事业继续向前，领导这一事业的党也必须在自我革命中持续增强自身力量。

全面从严治党之所以必须持之以恒，正因为影响组织健康的问题不会随着一次整治而永远消失。条件在变，任务在变，一些旧问题可能反复，新问题也可能出现。对于长期执政的政党而言，制度、纪律、监督和教育需要持续发挥作用，不能因已经取得成效就放松要求。这与历史所揭示的成功之后的考验形成了深刻联系。能够在成果面前继续提高标准，意味着把成果作为进一步履责的基础；能够在社会给予肯定时继续检查不足，意味着对人民的信任保持敬畏；能够在新的任务中改进组织和治理，意味着真正面向未来。我们期待全会对相关重大问题作出部署，也应当在会后认真学习正式公布的文件精神，把学习落实到各自职责中。期待的真诚，应当由准备与行动来承接。

对于我们这家企业，关注五中全会，不能停留在把会议名称写进文章。我们应当进一步理解党的领导对于发展秩序、制度建设和社会信任的重要意义，理解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事业长期健康发展的联系。企业党组织和党员应当依规履行职责，企业经营管理也应当坚持依法合规、诚实守信，防止不当利益关系侵蚀正常秩序。政治学习应当帮助我们更准确地认识责任，也帮助我们更严格地约束自身。尤其在工作取得一定进展、外部给予肯定的时候，越需要保持朴实作风，认真对待纪律和规则，避免把成绩当作享有例外的理由。支持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应当使我们更愿意在日常工作中维护公平、真实与规范，使企业的发展拥有更可靠的内在基础。

将上海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与即将召开的五中全会放在这篇文章中思考，可以看到面向未来的两项重要工作。基础研究着眼于持续形成新的知识与创新能力，全面从严治党着眼于持续保持党的领导力量与政治本色。两者各有自身的领域和规律，不能混为一谈；但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它们都要求不因现有成就而停止建设未来的条件。一个国家既需要新的生产与创造能力，也需要可靠的领导与治理能力；既需要人才不断成长，也需要组织持续健康。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实践与部署，使我们看到民族复兴的谋划具有系统性。今天的成绩需要珍惜，明天的基础需要建立，长期的责任需要承担。企业在其中的位置，应当是认真学习、坚定落实、尽力作出实际贡献，而不是以宏大语言替代有限岗位上的具体工作。

十三、作为一家企业，把历史的提醒留在日常之中

回到企业自身，我们应当承认，国家与文明的历史远比企业经营深厚，任何简单类比都可能失去分寸。但历史仍然能够改变我们看待工作的方式。它让我们懂得，一项成绩需要查明依据，一种优势需要研究条件，一次成功需要继续承担责任。投资工作面对的，不只是数字，也有真实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我们作出的判断，会进入合作伙伴的安排，进入员工的工作，进入一项事业能够获得多少支持的现实。因此，保持清醒首先要表现为认真做好研究，不用宏大趋势替代具体分析，不用个人声望替代证据，不用已经投入的成本绑住后续判断。企业没有资格因学习了历史就自称看透一切，但有责任因学习了历史而少一点草率。把问题弄清楚，把规则守住，把承诺做好，是我们可以切实承担的工作。

对东方伟业公司而言，已有成绩最值得转化成的，是更扎实的研究能力、更可靠的履责能力和更成熟的合作关系。条件改善之后，可以给学习更多时间，给人才成长更多支持，给风险分析更多耐心，也可以更认真地理解所投资事业的真实需要。我们不能只关心进入一个项目时的理由，还应当持续了解项目赖以发展的条件是否变化；不能只关注增长的速度，还应当了解增长的质量与社会影响。合法、合规、合德、合情、合理，不应随着业务扩大而被稀释，而应在更复杂的关系中得到更认真落实。遇到一时看不清的机会，可以继续研究；面对不符合规则与责任的做法，应当守住边界。能够在成功之后仍这样要求自己，企业才会使成绩成为继续成长的基础，也才会给与自己共同工作的人带来更可靠的预期。

我们也希望，把清醒的要求与温暖的工作环境结合起来。认真反映问题的人，不应因为报告了困难就被轻率否定；愿意承担任务的人，应当得到必要的支持；年轻人的成长，应当有学习与实践的空间；长期付出的人，应当得到尊重。一个组织如果只有对结果的催促，却缺少让人提高能力的条件，就可能逐渐消耗自己的未来。尊重人的具体处境，并不会妨碍严格要求，反而能使要求更有依据、更容易形成真实的进步。管理者也需要接受这样的标准：在取得成绩时，记得共同劳动；在出现问题时，先查明原因；在需要调整时，把理由和影响讲清。把责任承担起来，把人的尊严放在心上，才可能让组织在变化中保持信任。我们学习总书记的人民情怀，应当从这些能够做好的事情开始。

开放学习同样要进入日常。不同专业、不同地区和不同经历的人，对同一问题可能看到不同侧面。愿意认真听取，并不要求我们接受每一个意见，而是要求我们理解意见所依据的事实。企业的发展不能只靠少数人熟悉的经验，也不能让某一种过往成功的路径永久垄断判断。需要新的知识时，就认真学习；需要外部专业帮助时，就依法依规寻求合作；已有办法不再适用时，就说明原因、调整做法。我们希望自己始终保持这样的学习状态。对中国历史的阅读，让我们珍惜来路；对世界历史的研究，让我们理解变化；对中西典籍的借鉴，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人的局限；对总书记思想与实践的学习，则使我们明确应当坚持的方向。所有这些学习，都应当提高工作的可靠性，并帮助我们更好地对具体的人负责。

历史给我们的提醒，最终不是要求每一天都怀着危机感生活，而是让安宁有更牢固的基础。一个家庭不必总担心明天，一个青年能够安心学本领，一位老人可以从容享受生活，这样的日常值得国家和社会持续守护。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人民生活的深切关怀，对于国家未来的长远谋划，对于党的建设的严格要求，贯通着同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让民族复兴不断向前，让发展的成果不断进入人民生活，让中国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自己的道路与创造能力。我们作为企业，需要把这种理解化为更朴实的行动。自己的职责有限，就把有限职责做得认真；自己的知识尚有不足，就继续学习；自己取得了一些进展，就更加珍惜支撑这些进展的国家条件、社会信任和共同付出。保持谦逊，会使我们更接近真实；坚持履责，会使我们更有资格谈论未来。

越向前，越清醒，是我们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应当保存的一种态度。回望那些曾经强盛的国家，我们看到，已有成果需要新的认识来维护，已有能力需要新的建设来延续；回到今天的中国，我们看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忧患意识中谋划长远，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力量，在伟大的实践中不断拓展发展的空间。我们坚定拥护党中央，绝对忠诚于党中央、绝对忠诚于习近平总书记，坚定维护、坚决捍卫核心，以认真学习、遵规守纪、扎实工作回应这一政治要求。愿我们在顺利时仍记得责任，在成绩面前仍愿意学习，在新的变化中仍保持定力，把能够承担的事情做好，把应当守护的信任守住。让今天的进步成为明天更稳的基础，让共同奋斗的路上始终有人受到尊重、有人获得支持、有人看到希望。这是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提醒，也是我们愿意带进今后工作的朴素心愿。

2026年10月（深圳市东方伟业科技有限公司）